《龙江船厂志》是研究明代造船史、航海史、中外交通史、科技史等诸多历史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但自成书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获得中外史家的青睐。据统计，海内外有关《龙江船厂志》的研究论文已经有六十余篇，其中还有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也把该书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对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的成书背景和史学价值做一分析，并对中外学术界的研究进行一些梳理，探讨《龙江船厂志》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期望更多的同仁继续予以关注，对该书作进一步研究。
李昭祥其人与《龙江船厂志》的成书背景
（一）李昭祥其人
李昭祥(1512-1572)，字元韬，号南湄，华亭（今上海）人。李昭祥幼年聪慧，有岐嶷之质。他在弱冠之年，已成松江府学廪生，声誉在外。25岁考中举人，裒然举首。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同一榜考中者有三百多人，堪称明朝最为辉煌的一次科考，包括一代名相推行万历改革的张居正；刚直不屈，以死弹劾的杨继盛；抗击倭寇的殷正茂；整肃海防的汪道昆；治理漕运的凌云翼；还有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等。
之后，李昭祥奉命出任浙江省兰溪县知县，深受当地人民爱戴。嘉靖三十年（1551），升任南京工部主事（六品），驻扎龙江都水分司，督理船政，分署龙江关理榷政，兼营漕、战诸舰。嘉靖三十三年（1554），转任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正五品）。但李昭祥的健康状况本来就非常不好，加上生父突然去世，给他打击很大。他在《养病疏》中记叙听到生父病逝的噩耗后“哀痛愈切，号恸之余，不觉闷绝，经日方醒，遂至宿疾尽发，饮食不进”，因而无法继续工作，只能向皇帝请求提前退休回老家养病。本来应该如日中天的从政生涯戛然而止。这年，李昭祥才刚刚43岁。
工部为明朝中央六部之一，是掌握官手工业的主要部门。工部下面设四个属部，明洪武初称为总部、屯部、虞部和水部。洪武二十六年，改称为营缮清吏司、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各司直接领导或监督官手工业的行政事务。对于一些任务特别繁重的工作则另设分支机构，特派专官莅事，借以加强领导和监督。李昭祥的工作是专理船政，负责置办和监督建造漕运船、战船，代表政府管理国家控制的官手工业。历任这一职务的官员有很多，但只有李昭祥写出了这部《龙江船厂志》，说明他虽然身为在职官员，并没有人命令他编写此书，严格说来应该是李昭祥的一种自发行为，属于私家纂修；他个人也没有任何造船背景，但因其以工部主事的身份驻扎龙江都水司，该书同时具有一定的官书性质。
（二）《龙江船厂志》的成书背景
李昭祥与明代抗倭名臣胡宗宪同年，出生于正德七年（1512）。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朱厚熜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李昭祥的主要政治生涯都是在嘉靖年间，经历了明朝从鼎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
1、倭患深重
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嘉靖二十九年（1550）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史称“庚戌之乱”。明朝的海禁政策演变从明初实行严厉海禁，到永乐年间海禁松弛，嘉靖年间又开始高度强化，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由于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嘉靖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宁、台，数千人登岸焚劫”。
李昭祥的家乡上海也是倭患的重灾区之一，他对倭寇的暴行有亲身的感受。在《癸丑夏日纪事十二首》中，李昭祥对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倭寇大肆劫掠财物，残杀居民，掠夺男妇，明朝军队无能无为，吏治腐败堕落，以及民心丧失殆尽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比如“缘海村村久断烟，竹冈新港亦夷然（其七）”，“海气蒸腾百丈霾，门庭白日走狼豺，忧时怀土混无寐，倾耳洗天风雨来（其十二）”。倭患不仅屡扑不灭，而且气焰益张，成为当时东南沿海严重的社会问题。“东南火光烛天起，出门望之不一里，急走不及呼妻奴，犹胜与侬一齐死（其二）”。“彷徨出门儿女啼，欲舍不舍心含凄，男儿不死有时返，侬去应为佗利妻（其一）”。这些诗句描述了倭寇之患带来的满目疮痍、凄惨萧条景象，反映的现实情况实令人触目伤怀，情郁于中。李昭祥清楚地看到，明军貌似强大，实际上并不是倭寇的对手。“倭人骁勇真绝奇，数骑能驱百万师，莫讶南州桓刺史，轻舟图画独先移（其九）”。“黄埔长城堑海邦，储胥楼堞倚云张，八千子弟真无赖，四十倭夷折苇航（其五）”。很多当地官吏不顾人民死活，只知道横征暴敛，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乡兵岁岁急供输，总是苍生骨上腴，闾里只今成版荡，来年何处索军需（其六）？”现在读来仍可以感受到作者愤愤有不平之慨。
《龙江船厂志》中对于这一时期的倭患以及海禁政策也有叙述，“岛夷屡发，为寇闽、浙，至焚村落、屠居民，虽添设重臣，奔走二省，而全效未着。岂兵威之未振哉？士不习也。夫海涛之势，与江湖稍异，士非素习其间，一旦欲用之，头旋股栗，不能安其身矣，况欲展其技能乎！然则谓海船之不可废者，未必无深意也。因访其遗制，图以俟考焉”。从中可见李昭祥对朝廷的海禁政策是不认同的，他强烈呼吁，“今汪洋之盗，乘风鼓浪，倏去倏来，若非因势趋便，未有能收尺寸之功者。窃以为宜合战巡而一之，操练以观其进退之常，巡逻以习其应变之略，奇正并用，缓急从宜，则船不虚设，而临事为有备矣。”
李昭祥在写给抗倭英雄张经总督的《论海寇书》一份建言中，分析了往年海上战事的失策，说及加强城堡建设以及重视海巡船和战船的重要性，阐述了他对海防和抗倭的真知灼见，大胆提出“使勇者驾船拒敌外洋”。李昭祥还极力推荐时任宁绍参将的抗倭英雄俞大猷，说他“素习海战，可保成功，若调福清温台水兵使专领之，往来巡哨于浙直地方，随机应变，不使贼得登岸，则先至者援绝胆寒，虽有所掠不得归岛，党与日削，终必成擒”。据《明史》列传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世宗朱厚熜下诏调任俞大猷为宁波、台州诸府参将。嘉靖三十二年（1553）起张经被委任为南京户部尚书，后改任兵部。次年五月，明廷以东南倭寇猖獗，命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同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俞大猷取代汤克宽苏松副总兵的职位。所以李昭祥的这篇建言应该是嘉靖三十三年前后，刚好是写作《龙江船厂志》期间。从这篇《论海寇书》中可以看出李昭祥忧国忧民、识深虑远的抗敌情怀，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的雄才大略。
2、明朝造船事业废弛
李昭祥从政期间距离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刚刚百余年，对明初海军鼎盛时期的辉煌有深刻的印象。那时明朝政府曾经拥有三千五百艘船只, 其中郑和舰队不仅航行于中国附近海域，甚至到达到印度洋，最远抵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但到了嘉靖年代，国家承平日久，岁造战船，未尝御敌，坐以待朽，“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类似的情况在沿海所有的防卫站都有发生。《明史》指出; “浙、闽海防久坠，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李昭祥清楚地认识到明代造船业衰败已经到了“未之有也”的程度，“迨熙洽既久，四海遏刘，上下相袭，视水军为虚设，而舟楫之务不复一加之意”。
昔日无比辉煌的宝船厂，如今已经是“厂库鞠为茂草”。洪武、永乐时，龙江船厂从各省征用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历年既远，匠户皆失其故业，且消长不齐。嘉靖二十年，存者二百四十五户。又产丁多寡悬绝，视户责役，贫者不堪，流亡日甚。至嘉靖三十年，而户不及二百矣。迩年船政督察近苛，虽宿弊渐除，而匠作不乐其业，率趋他役以求脱”。先年打造海船风蓬的车间“今俱废，唯墙垣仅存，拆船旧板收积其中，既无蔓茨，日就腐烂”。当年威震南洋的大将军郑和的后代郑灏招等人也落得盗卖菜地的光景。这些都让李昭祥极为痛心。加上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一场大火，很多厂房以及档案资料遂成灰烬。李昭祥检阅旧案，虽然已经重录成帙，但是已非原奉，舛谬良多，所以他发奋努力，“博考载籍、名物度数、沿革始末，一一书之”，遂成此书。
3、重振船务
嘉靖年间的知识界比较活跃，但大部分知识分子依然“崇艺文，蔑世务”，文人通常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淡泊所谓的世务，即谋身治世之事。况且造船属于工商业的“末技”，更不在他们的法眼之中。李昭祥是一个胸怀大志，才识宏远的知识分子，他曾经这样说过，“臣幼尝读史传，见人才之生，或非其时，不得展其所长，辄为概惜。今幸生当圣世，即铅刀尚怀一割之长，驽马尚存千里之志。”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非但没有轻视造船业，反而强调“矧舟楫之制，圣人观象天船,以前民用；降自吴、楚，遂倚为战争之具。国之安危，恒必系之，胡可忽也”。
李昭祥希望把自己负责的行业状况以及治理良策都可以记录下来，即使细碎琐屑之事也不能遗漏，希望补偏救弊、拾遗补阙，为后人留下具有垂范价值的历史文献 。他还提到为何要保留很多的细节资料，目的是“以示存羊之意云”。“存羊”出自《论语·八佾》中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体现了一种探幽抉微的哲理哲思，“礼”固然重要，但“羊”也不能忽视。也许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能决定事件的走向。“譬诸人百骸九窍，一不备则残。船之器不下百数，一不备则废。称工秩材，典司者将于是乎稽之，不容以琐而略也。犹医之于人，察百骸、洞九窍，不容以小而遗也”。所以不能让空洞的理论说教遮蔽住双眼。只有借鉴前事，洞幽烛微，未来才能对国家有所裨益，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龙江船厂志》的主要内容与史料价值
自古以来，造船业一直都是“百需所萃”，是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体现了科技发展的最高成就。2002年从浙江杭州萧山发掘出土的独木舟经过碳14和热释光测定，距今约7000至8000年，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充分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使用船舶最早的地区之一。经过宋元时代的迅速发展，明代的造船航海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南京龙江船厂，是明朝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官办造船企业，郑和下西洋的部分船只应该也是在龙江船厂建造的。李昭祥虽然不是造船技术专家，以前也没有任何造船行业的背景，但他身为工部主事，主持船厂的厂事，可以接触到最原始的工部官方文书和档案资料。他也充分整理和发掘了其他督造官员所写的著作，尤其是直隶吴江人沈棨于嘉靖二十年（1541）以营缮司主事兼理督造身份撰写的《南船纪》四卷，“至今赖之”。加上他在主持船务过程中亲临现场，探究访求，丈量计算，调查统计，凡事隔久远，一概从略，书中所记很多都是他亲历所见，“尝历览木栅之遗迹，而知创治立法之难也”。
《龙江船厂志》共有八卷，详细记载了该船厂一百八十年来的发展以及规模、能力、工艺、技术以及官办船厂的管理思想、体制、规章等，作为中国船业第一部专志，开创了我国记述造船工业专志的先河，整体性、概要性、史学性、学术性、文献性地展示了明代造船史的成就，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明代造船技术的视角。该书大致分为造船和船厂管理两大部分，其中卷二《舟楫志》、卷四《建置志》、卷八《文献志》主要记述了造船的技术，船只的类型以及沿革等内容。其他五章主要记述的是船厂的各项管理和制度。
1、关于造船技术、船只类型与发展沿革
《舟楫志》对造船厂所使用的造船技术进行了记述，通过制额、器数、图式全方位讲解了造船技术。提举司负责修造的船舶，类而为五：曰黄、曰战、曰巡、曰渔、曰湖，即黄船、战座船、巡战船、渔船、湖船等五大类数十个品种，依次记载了北京、南京及其它卫所应配置的船种和数量，图示篇以图证史，以史载图，图史合一，图文并茂，包括了2幅详注船体各部位名称的船体结构图（总图）。还有24幅古船的外观图,配文说明各种船舶的特点、用途、变化以及长阔高尺度。“器数并陈，法象兼著”，忠实地记载了明代战船类型及其结构,为船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字和形象资料。 通过对《龙江船厂志》中所列船型的技术参数的研究可以获取到很多潜在信息，对船舶技术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建置志》追述洪武初年开始建置船厂、嘉靖年间缩小规模改建新厂的经历,并附有厂址和提举司分司的平面图，详细介绍了龙江造船厂的建设地点，包括提举司、工部分司、蓬厂、油麻地和造船厂在内的所有地点，不仅详细记录了龙江造船厂的地理位置和内部机构的设置，对于研究考证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厂遗址，也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文献志》以观澜索源、振叶寻根的理念，通过以往文献了解我国造船技术的发展历史，摘要性收录了从远古至明嘉靖间古文献中关于船制、造船的记载,目的是“考今揆昔,循景察标,亦足以达从违之宜、广得失之鉴”。
2、关于船厂的管理制度
李昭祥刚刚上任，就发现船厂“弊兹猬兴，而屡经厘剔，政亦罟焉，数矣”。官员不负责任，工匠得过且过，造船质量完全无法保证。“近来匠作既图苟且，监督者忽而不察。船既不能如式，安得不启小人之掯诈乎？”此外，官商勾结，制度形同虚设的现象也很严重。“厂寄城外，又官多交承，防范之规，废驰特甚。其仅存者，看守之役而已。然偷安嗜利，人情所同。偷安则巡徼不以时；嗜利则通同之弊日滋。苟非时时申饬，悬重法以惧之，严检阅以察之，欲无侵渔之患也，难矣！”他深深感叹“慨规制之弗一，患记载之靡悉，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也。财殚力疲，利未见而害有甚焉者矣，且国家建官之初意哉！”
其实李昭祥在兰溪执政其间，就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大刀阔斧的管理才能。《兰溪光绪县志》记载他：“平易真率，缜密综核，精于算法，优于吏才。举废墜、剔冗蠧、平赋役、息争讼、戢盗贼、行乡约，具有规条，一一皆见之实事。”
所以，他在《龙江船厂志》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梳理、明确了船厂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希望“纲目相属，先后有伦。上不得以立异，下不得以行私。财不告匮，人不告劳，触之迎刃而解矣”。这是《龙江船厂志》与《南船纪》的最大不同，弥补了明代其他著述的不足，在当时起到了加强管理的作用，对后世研究明代官手工业的管理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于当今的企业管理也有一定的借鉴。
《训典志》记载了明代历代皇帝有关船政的论述和关于船政的法律法规。如“谟训”收录了太祖、宣宗、世宗三朝的敕谕。“典章”录律例以示官常，记载了诸司职掌、职掌条例以及大明律和会典中规定的若干条文。其内容涉及到海战船、内河战船的年产量与各卫所的战船配置情况。“成规”收录了明初至嘉靖年间对修造船舶的若干规定,内容广泛,包括船种、产量增减、战船造价、用料数量、修理年限,甚至修船时必须使用若干旧钉、旧材的数额等。“典章”与 “成规”两部分的区别在于:有些规定“遵行已久、卷籍可稽,而未经奏请。或虽经奏请而条例所不载”者,“不敢混入”典章,遂另立“成规”以收纳。由此可看出李昭祥撰稿时一丝不苟，非常严谨。
《敛财志》力主“通工惠尚，量入为出”，希望便利各地货物交流，使贸易畅通，给工商业者带来好处。同时，国家应该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开支的限度，这样才能邦有恒典，这些都是当政者应该遵守的原则，也是《敛财志》的宗旨所在。该部分详细记载了造船所需各种原材料，如木料、竹货、五金、五彩颜料、麻类、油料、灰炭、皮毛、丝布、漆料等10大类104种;对其中的楠、杉原木和板材均按不同长短粗细规定了价格。至于所需经费,除政府通过不同渠道拨付以外,重点记叙了船厂自筹经费的来源,以隶属本厂的土地召农承佃,收取麻类、油料等实物地租。
《孚革志》的名称出自《易经》革卦，李昭祥强调“弊不革则利不兴，上不严则下不肃”，提出“禅伐之代兴，忠质之异尚，宽猛之互施”，多管齐下，达到治理整顿的效果。他列举了收料、造船、收船、佃田、看守等五个方面的弊端,其中仅在造船过程中就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擅改规程、工艺粗糙、拖延时日等八大问题。李昭祥主张 “慎任使”、“杜请托”、“平市价”、“察扣减”、“戒滥恶”、“谨法度”、“禁需求”、“惩勒掯”、“验器物”、“查板片”、“惩玩愒”、“汰老弱”等若干解决办法，论述客观，切中时弊，从中可看出明代官营企业管理的很多细节问题。
《考衷志》对造船材料和费用进行了介绍，收录了五大类数十种船舶各自的造价、用工标准和所用材料的规格及数量。所记者不仅是龙江厂当时的规定,而且将在此以前的规格变化以及其他记载一并收录，从多方面提供了明代造船的技术数据，这方面的记载比《南船纪》更为丰富详尽。
《龙江船厂志》以龙江船厂为主体，记述了船厂的组建、编制、规模、主要业务以及整个造船业的发展，对造船技术做了深入的研究，对龙江船厂的管理体系也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对我们还原明代造船技术和探讨明代造船技术的发展演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人本主义思想
虽然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李昭祥受到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束缚，但他在《龙江船厂志》中体现出的人本主义思想值得进一步探讨。
早在兰溪担任知县期间，李昭祥就改革当地的税赋，减轻百姓负担，兴修学宫，重视教育，定时在官府接待听取民意，对生有三个女童以上的家庭免征税赋，避免了虐死女婴事件的发生。据记载，兰溪感念李昭祥的恩德，专门建造一座“生祠”来纪念他。
在《龙江船厂志》里面，他提到大司马王公建议减省进贡快船，嘉靖皇帝慨然行之。他感叹道：“损上益下，恩至渥也”，从而进一步提出减少君上的权利而施惠下民，以顺兆庶之悦。因为“方今司农告诎，有能献计将岁运之器，就京师监局成造，则供御不缺，而民力所省多矣，又安知不足以动宸衷之轸念乎！”
李昭祥在龙江船厂看到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苦难生活，深表同情，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他说，“夫工匠执役于官，晨出暮归，岂真有奉公之义哉，为糊口计也。兴工之初，工食未领，先称贷以自给，工完支银计其出息，十已损二矣！而府吏胥徒，蚕食于公门者，又方聚喙而睁目焉，故匠工之所得者，仅十之六七耳。此之不戢，其伤实多。迩因查访既明，痛加禁革，冀得少祛一二。但恐以石压草，石去旋生。能时加之意，或庶乎其可也”。所以他认为，“苟非变通而优恤之，不惟厢民之日贫，而欲求船之如式也，不亦难哉！”可以看出他那种深沉诚挚的同情心和责任心。
同时，他认为，对待工匠们应该是“恩威兼着，情法并行，使彼畏我而不敢欺，爱我而不忍欺。万一情有冤抑，事有窒碍，亦须为之禀堂，曲为区处，无俾失所。如是则自然乐于趋事，而大有功矣”。说明他既坚持原则和制度，也富于人情味，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事感人。如果看到有不公正的现象，应该挺身而出，为下层人据理力争，这样他们才能感恩戴德，忻然有立业赴功之心。
李昭祥在书中提出了“器虽利而用之存乎人也”，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重要内容，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他进一步分析说，“杨仆之楼船、孙权之艨冲、王浚之连舫，皆足取胜，而陶侃以运船为战，亦克成功。故将得其人，则随宜致用，因变就功，而器械之利不与焉”。在李昭祥看来，方今政府经营战舰，应该是大小毕具，迟速并宜，尤其应该重视人的作用，这样才可以起到“扬武烈，固江防”的作用，“乘是舟者，尚思所以善用之哉”，表现了与众不同的见识和胸怀。
《龙江船厂志》的版本流传
《龙江船厂志》成书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曾有刻本，但流传不广，虽经汲古阁等多家辗转收藏，也是少有人知。一般说法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见到无锡的梁溪余氏所藏《龙江船厂志》孤本。后由郑振铎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一九四七年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出版，为史学界所重视。
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历史学家管劲丞。1946年夏间,管劲丞先生在苏州得见梁溪余氏所藏《龙江船厂志》孤本。他认为《龙江船厂志》的最大收获,是书中载有四百料、二百料、百五十料和一百料战座船的详细制度，并说李昭祥著述《龙江船厂志》的时候,“海船制度虽然无考,而图形还信而有征哩!”
民国二十二年（1933）初，当时的教育部下达公文，要求筹备国立中央图书馆，蒋复璁（1898—1990）担任筹备处主任。筹备之初，藏书极为有限，充实馆藏，尤其是善本书的搜购，成为最重要的事。蒋复璁《“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序》对此有详细记载：“国立中央图书馆”创立之初，由教育部拨到图书四万余册。后又购到明《龙江船厂志》、《太平天国官刊英杰归真》、清沈炳巽撰《续唐诗话》稿本数种，皆海内孤本。时以创立伊始，经费支绌，所得善本，仅此而已。可见当时经费有限，在蒋复璁购买到的善本书中，《龙江船厂志》等被称作“海内孤本”，特别“点名”。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议事录》出版，其中收录蒋复璁的《中国古物之范围与分类案修正意见》，也可知蒋复璁购得此书，大概是在1933年四月后，1935年六月之前。
1937年7月上海市博物馆举办过一次上海文献展览会，范围包括上海市以及上海、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嘉定、崇明、金山、太仓和宝山等10县的乡贤著述，其中就包括了明嘉靖癸丑刊本《龙江船厂志》。
上海市博物馆《文物周刊》第一期（1946年10月13日）记述了1937年7月上海市博物馆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的情况，上海乡贤著述包括了明嘉靖癸丑刊本《龙江船厂志》。“上海文献提要选录”详细介绍了作者李昭祥和他所撰写的《龙江船厂志》，论及洪武初年，即于龙江关设厂造船，以备公用，统于工部。永乐迁都燕京，南北相距，水浮数千里，百凡取办于南畿船用更多，而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宝石船”，亦多由此建造。盛赞该书为“航运船舶及造船之宝贵史料也”。
由郑振铎先生编的《玄览堂丛书》初集于1941 年在上海印制，续集印制于1947 年，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其中就包括《龙江船厂志》。从最近发现的郑先生书单来看，这部书就是郑振铎先生从国立中央图书馆借来的。
综上所述，《龙江船厂志》在上世纪亮相的准确描述应该是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被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1937年7月在上海市博物馆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展出，第一次为学者阅读研究利用是在1946年夏天，首次被媒体和学术刊物曝光是1946年10月13日的上海市博物馆《文物周刊》，正式印刷出版是在1947年。
《龙江船厂志》的海外研究与影响
由于《龙江船厂志》对于郑和下西洋以及中国造船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自从上世纪重新亮相以来，也受到海外学术界的重视。
最早留意《龙江船厂志》并向西方介绍此书的是当代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和战后汉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他精通中、英、德文，一生潜心研究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东南亚华人碑刻史籍，著作丰富。早在 1946 年，傅吾康就在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工作。该研究所由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Institute）资助，并且出版西文刊物《汉学研究》（Studia Serica）。傅吾康一直协助编辑部的工作并撰写学术论文。1948年傅吾康在成都出版了《明代史籍会考》（又名《明史要目解题初稿》）,首次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了《龙江船厂志》。这部书简明扼要，是西方学界了解明史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该书后来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多次重版。2011年德国华裔女汉学家刘奋明（Foon Ming Liew)进一步订和补充了傅吾康的这本名著，改名为《增订明代史籍汇考》（Annotated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including Southern Ming and Neighbouring Lands 1368-1661),变成两卷本,共1289页，由马来西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主要涉及历史、传记和政治方面。第二卷是外交和军事、地理、经济和技术章节，以及作者和书名的索引、词汇表和书目。《龙江船厂志》（6.5.10）是明代建造海船、沿海和内河船只的重要史料。
五十年代包遵彭先生(Pao Tsun Pheng)的《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是郑和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包遵彭，字龙溪，安徽定远人。曾任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和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并任教东吴大学、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他的《中国海军史》钩沉索引，信而有征，很受研究海防专家重视。包遵彭在《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的第一页这样介绍《龙江船厂志》：“因史文记载过于简略，（郑和宝船）其详确之制度，甚难稽考。吾人均知，郑和出使之宝船，大部造于南京龙江船厂，今幸传世之《龙江船厂志》，系直隶上海人李昭祥著。李氏系工部主事，嘉靖三十年（1551）主持厂事，时距郑和末次出使仅百余年，距海船之革，仅二十余年，应有详确记录，供吾人今日研究考证之资”。他的研究一直为海外郑和研究者所推崇。
1957年中国海军史专家罗荣邦教授（Lo Jung-Pang)在其名作《明代海军的衰落》一文中大量引用了《龙江船厂志》的资料。罗荣邦先后任职于斯沃斯摩尔学院、密歇根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终身教授。当他还是研究生时，就曾经协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关于中国海军的部分。他还鼓励德国青年学者希林把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在1971年英国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卷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第三分册 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中，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利用了大量中外史料考察了中国古代水上航行用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水密隔舱和尾舵等。李约瑟高度评价了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说这部著作“应视为中国技术文献中的瑰宝之一”（one of the treasures of Chinese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该书一开始就简要地记述了明代造船史，以及负责筹办该船厂的官吏的事迹。后面是一些船只图录和说明，但船尺寸似乎均已减小。因为其中仅有一艘四桅船（海船），多数均为两桅船（大黄船，四百料战座船，或四百料巡座船）；此外还有一些单桅内河船及更小的船。该书卷四介绍船厂并绘有平面图,后面是材料规格和尺寸，并附有以银两为单位的造价表，以及各工种所需要的造船工匠和工人数目。末一卷，即卷八，汇集了中国典籍中有关船舶和水运方面的文学和历史资料，收集得最为完善”。
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代名人传》也把李昭祥列入明代著名人物之一。该词条的作者任以都教授(E-Tu Zen Sun)为辛亥革命元老，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任鸿隽的长女。幼年生长北平，抗战期间负笈美国，长期任教于宾州州立大学，专治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著作等身，曾将《天工开物》翻译成英文。她说李昭祥主政龙江船厂期间，为明代造船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的第二重要贡献就是编写《龙江船厂志》，为研究明代造船业提供了整体的视角，其内容涵盖船厂历史、船厂管理律法、历任官员资料、机械设备、建造不同类型船只所需要的原材料，以及行政管理中需要的改革等等。该书描绘有龙江船厂建造的许多船只形状，还有每只船的规格及其简单的历史介绍。
本世纪以来利用《龙江船厂志》开展研究的海外学者还有2005年台湾基隆海舶工作站的曾树铭和台湾成功大学系统及船舶工程学系的陈正宏。他们根据《南船纪》与《龙江船厂志》的资料建造了1/25之遥控肆佰料战座船模型，及1/10的精密展示模型，修订了《南船纪》与《龙江船厂志》中有关肆佰料战座船船体各部位描述的错误四处，补充说明不清容易误导者一处；而创复模型因其他考量修改与原记载不同者有两处，并提供计算肆佰料战座船有效容积的图示，并计算出约略的有效容积4030立方尺与排水量260吨，可作深入探讨「料」的问题之参考。
英国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学研究员程思丽(Sally K．Church)对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她一直致力于《龙江船厂志》的英文翻译工作，向更多的海外学者推介这本书。在她看来，《龙江船厂志》是一部规模浩大的专著，要理解该书就必须对古船本身有一个深入的了解。2005年她在“传承文明 走向世界 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郑和宝船的度量单位“料”》是对《龙江船厂志》的深入研究之一。
同年，她和两位造船工程师格约翰(John C．Gebhardt)和李特里(Terry H．Little)共同发表了《450尺宝船的可行性_造船工程学的分析》（Zheng H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lausibility of 450-ft Treasure Ships）。她认为，如果按照《龙江船厂志》对“料”的记载，我们可推断44丈长、18丈宽的船舶应超过2000料，约接近20000料。在《龙江船厂志》中400料船舶为八九丈长，因而这里的数据是被低估的。
2011年，程思丽根据《龙江船厂志》“器数”的描述认为中国古代造船的过程似乎是先造外壳而不是先造构架。当然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何国卫教授从船舶制造工艺角度,认为中国古船的横隔壁是满实了的横框架,其支撑船壳外板保证船舶线型的作用与肋骨相同,因此中国古船并不存在所谓的“船壳法”建造顺序。同时,把对《龙江船厂志》有关记载的误读当作中国古代造船顺序为“壳先法”的依据也是无法立论的。
2017年日本历史学家松浦章教授论述了明清史籍中记载中国古帆船图的六种重要史料，其中详细介绍了李昭祥所著的《龙江船厂志》，认为是“参考《南船记》后集大成而作”。但他指出，这些史料大部分只是明清时期中国官方使用船舶的相关书籍史料，民间船舶的相关资料却鲜有所知。
除此外，还有几篇与《龙江船厂志》研究有关的海外学位论文。
1987年德国学者希林（Hans Lothar Scheuring)在法兰克福出版了博士论文《明代船史资料龙江船厂志研究》。作者希林是一位热爱航海的汉学家，在台湾学习汉语，对中国造船产生了兴趣。作者遵循了李约瑟和罗荣邦的建议，集中精力研究李昭祥和《龙江船厂志》。希林把《龙江船厂志》翻译成德文，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以加强对技术说明的理解，如插图和地图清单、参考书目、个人姓名索引以及地名和关键词。文字中插入汉字，方便在索引中再次出现。论文结尾附上了一篇内容丰富的简明英语摘要，使广大读者能够查阅。希林认为李昭祥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儒家，他关心公共福利，饱含同情心，用一种高效和非官僚的方式支持贫穷的匠人。他对明朝的海防政策有自己的看法，与当时官方的政策格格不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2014年台湾成功大学梅伟强的硕士论文《明代贡舫之研究》根据《龙江船厂志》、《大明会典》、《南京都察院志》等资料，以贡舫为中心，研究了贡舫船队的发展、运作与影响。2016年台湾清华大学彭文显的硕士论文《欧洲军事武器与东亚的交流─以明代蜈蚣船及叭喇唬船为例》对《龙江船厂志》和《南船纪》中记载的蜈蚣船做了讨论，颇有新意。德国著名汉学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以前曾经根据《龙江船厂志》等资料写过一篇关于葡萄牙人与蜈蚣船的经典论述。近年国内关于这一课题也有不同看法的文章，非常值得一读。
综上所述，李昭祥《龙江船厂志》是明代造船业著述的典范之作，自上世纪三十年代重新亮相之后，其史料价值已经为中外学术界所肯定，成为研究明代造船史、航海史、中外交通史、科技史的必读之书，在海内外甚至成为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李昭祥也被国外名校出版社列为明代名人之一。同时,《龙江船厂志》又是时代影响和学术发展的产物,体现了李昭祥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故此,对此书的分析与研究,既是一个对造船史、科技史学习的过程,亦有助于后人认识明代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艰难历程。从学术角度整体性研究《龙江船厂志》，在发掘丰富的明代造船历史内容、梳理科学技术细节，整理古代企业管理等方面还有更多的研讨空间。
（原载《国家航海》202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