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专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先生于1987年6月6日不幸病逝，终年85岁。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突然和震惊。我曾经作为及门弟子受教于张维华先生，他一直是我最尊敬和爱戴的楷模。他既是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教授，又是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慈祥长者。他以多病之躯为他所致力的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他的逝世，是我国历史科学尤其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一大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失去了一位一直关心、爱护和不断鞭策我进步成长的恩师！自从我毕业离开山东大学以后，云山阻隔，只有两次机会回母校看望张维华先生。在最后一次的拜见中，因当时他哮喘病较重，不能长时间谈话，我在他的家中仅逗留了很短的时间就匆匆告辞。没想到那次的分别竞成了永诀。每念及此，我都悲痛殊深，好生惆怅!
张维华先生，字西山，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上不起官办或者国立学校，只能在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免费读书。他自小勤奋努力，以后考入济南齐鲁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期间，张维华先生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史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一位美国老师奚尔恩(Heeren，John J. 1875—1941)对后来治史产生深刻影响。奚尔恩毕业于德国维滕贝格大学，获博士学位。1911年来华，在山东潍县广文学堂供职，后任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张先生在齐鲁大学跟随奚尔恩学习历史，先后四年。如他选修过奚尔恩“远东史”，采用的是美国人写的课本。书中详论南洋群岛的历史，尤其欧人在南洋发展的情形以及怎样使南洋群岛先后沦为殖民地。他回忆奚尔恩说: “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影响我一生。”张先生逐渐认识到研究历史绝不能只限于古代文献文宇的校订和诠释，而应该探颐索引，钩深致远，着重分析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
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在齐鲁大学的资助下，他进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探造，从师于史学巨匠陈垣和顾颉刚先生以及洪业先生。陈垣是辅仁大学校长，兼任燕大国学研究所所长。张先生选修他们的课，颇得益于他们治学的方法，促使他下心走上了研究史学的漫漫长路。张维华先生特别推崇和尊敬陈垣和顾颉刚这两位老师。他说过，陈垣先生治史用力极深，其搜集史料之广博及订正辨伪之精深，是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而顾颉刚先生是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化中的关键人物，他的特点则是才力过人，以极为锐利的眼光和卓越的辨别力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史学界开创了一代新凤。二位前辈的方法虽然不同，其实是殊途同归．均是在历史史实上，力求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去伪存真，揭露出中国古史的真实面目。
在燕京大学，张维华先生即开始研究明末清初中西交通史。他发表的第一流篇文《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考》，刊于《史学年报》1933年第一期，曾受到法国汉学权威伯希和教授的重视。伯希和曾在《通报》专门撰文加以以评介，并进一步同他进行探讨。张先生在《大公报·图书副刊》( 1934 年第 52、53 期) 发表《对于伯希和评〈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要说的几句话》，在史坛初次崭露头角。
此后，在洪业先生的指导下，张维华先生积数年之力，精心结撰出硕士毕业论文《明史佛朗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传注释》，由哈佛燕京学社于1934年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对错误百出的《明史》欧洲四国传采用溯源、样补、比勘三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将《明史》中四国传所据史料的来源详加排列，对其失误错讹之处，参照其他记载一一厘出。考据详赅，征引宏富，汇聚海内外成果，发挥一己心得，力求从迷雾中把明后期中国与西欧各国关系的真相揭露出来。注释出版后引起学术界注目。洪业先生在1935年所撰《考利马窦的世界地图》中说:“两年前张维华君著《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注释》， 既将尤侗、万斯同、王鸿绪三家伟文与明史传勘校， 又复远征博引，细加注证，这也是可喜的贡献。”后方豪所著《中西交通史》和日人和田清所著《中国史》等书，都曾引证此书，成了中西交通研究者案头必备之著作，堪称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一座丰碑。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为名将之再版。
1933年秋．张维华先生回到齐鲁大学任教。他在这一阶段撰写了不少有关我国长城历史的论文，如《齐长城考》、《楚方城》、《魏长城》、《赵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燕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汉边塞》等文。张先生在学术上有乾嘉学派的影响，强调实证主义，实地考察了很多地方。这种调查既开阔了眼界, 可以发现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课题，也可以印证书本上的记载正确与否。他深深感到，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是作学问的真谛。这与当时的主流学风也非常亲近。解放后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长城建置考》（上册），就是张维华先生早尔率先研究长城历史的勤奋之作。
抗日战争期间，张维华先生在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到昆明，在此时已迁到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工作。北平研究院的考古历史组在昆明郊区黑龙潭的一座古庙里，条件非常艰苦，但国难当头，正直的知识分子心中都充满民族正气，大家不仅无所求，而且奋力工作着。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倾全力于清前期中俄关系的研究。研究这个题目，觅寻材料困难，况且正值战祸之中。张先生主要利用了《东华录》等书，同时也参阅了法国学者加恩著名的《早期中俄关系史》，写作了有关中俄政治、军事交往的《读史札记》（《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5、 6期）、《清初平定喀准两部时之中俄关系》（《学思》1942年 第1、2期）和《康熙初年用兵黑龙江之前一幕》（《学思》 1942年第12期）等论文。他还编著过一部《早期中俄关系史》书稿（未刊），并同另一教授合译过一部反映18世纪俄国商队在北京进行皮货贸易的珍贵资料（后来由孙西老师帮助整理成《清前期中俄关系》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张维华先生回忆此事时说，从此自己得到一个经验，学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要努力去做，顺利的环境干，不顺利的环境也要干，总能有些收获。
1939年，张维华先生同顾颉刚先生等人一起离开昆明，回到当时己迁往四川成都的齐鲁大学工作。在这里，张先生除了开设秦汉史、中俄关系史等课程外，还以饱满的民族感情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写出了《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和西学东渐史》，先叙明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与中国之关系，说明近世中欧交通发展之情形; 次述基督教之东来及其所传入之西学，说明西洋文化在中国所发生之影响，以见当时吸收外来文化之重要史实。初稿最初交给国立编译馆，后由贵州文通书局 1948年出版，现在已由齐鲁书社再版。这部书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对明末清初中西各方而的交往情况作了准确的描述和精到的总结。与他的成名作《明史佛朗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传注释》相比较，这部著作将许多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史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阐明了其因果关系和规律性。近代世界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种企图避免各民族间文化波轮撞击、互溶的想法显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勇敢地向一切值得自己学习的文化学习，井逐步摒弃、更新种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使先进文化和本民族原有文化的合理成分融合成为一种更为创新的文化，才能在当今世界的广泛联系中形成独树一帜的力量。张维华先生的史观，恰恰反映了这一“现实”，或者说反映出这种“愿望”。他在谈到编撰《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和西学东渐史》的宗旨时说，新航路开辟之后，中西交通的新局面到清初已入繁盛。而《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受到西方列强控制，几乎全袭西欧之唾余。抚今追惜．则以明清之际中西交通为其转移的关键。这一番议论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1943年经世学社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开成立大会，决定编印丛书，其中《中西交通史》一书由张维华先生负责。1944年张先生离开成都齐鲁大学，任教于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讲授“中西交通史”，用压在国立编译馆那份稿子，用石印的方法印了五六十部，发给学生作参考。
在成都期间，张维华先生对汉代中西交通史也迸行了认真的研究，写出了《汉张掖郡与骊靬县得名之来源》（《齐大国学季刊》1940年第1期）、《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学思》 1942年第4期）、《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等论文，特别是《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一文，表现出精深的史学功底，至今为研究者所称道。解放后，他撰著《论汉武帝》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并由齐鲁书社将他有关秦汉史的论述编辑成《汉史论集》。
张维华先生有关明清史的论文也较多，如《明江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禹贡》1931年第4期）、《明代辽东所建置考略》（《禹贡》1931年第7期）、《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文史哲》1964年第10期）、《跋丁耀亢的出劫纪略和问天亭放言》（《山东大学学报》史学版， 1962年第3期）、《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山东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学术公案》（《山东大学学报》史学版， 1962年第4期）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50年代撰写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一书，言简意赅，线索明晰，每次通读，总有一种“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的感觉。直到今天，仍是研究明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必读之书。赵令扬先生是著名的明史专家，长期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在１９７５年由香港史学研究会为他出版的《明史论集》前言中，他举大陆几十年来在明史研究领域“用力尤勤”、成就较大的学者，只举出朱希祖和张维华等四人，由此可见张先生在解放初的学术地位。
1951年张维华先生所在的齐鲁大学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他跟韩连琪、莫东寅、徐绪典等教授赴青岛的山东大学工作，他后来成为山东大学＂八大教授＂之一。张先生从这时起开始接触唯物史观。据他最早的学生之一安作璋教授回忆，当时张先生开设了马恩史学名著选读课，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有学过，只能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当时在新华书店能够买到的如《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资本主义生产前各形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后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书，都放在国学研究资料室，他跟学生一起阅读讨论，共同从中寻找例证。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学术范式由考据向理论转变的轨迹。有人说，两种范式甚至在张维华先生身上产生出新的研究方法。张先生强调在“求实”这一点上，“乾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他的史学研究工作从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张先生曾经说过：“我出身农家，上学迟，少机敏，然自幼养成勤苦的习惯，生活上向无所求，即使政治上蒙诟，亦能泰然处之，唯用心于学术之上”。他多次强调说：“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一个必要途径。”50多年来，张维华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历史科学特别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不断将最新的思想成果贡献给学术界。他一贯光明正大，胸怀洒落，从不趋附众议，投人所好，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一切事情，治学严谨，学风朴实，淡泊明志，一直保持书生学者本色。
张先生时刻关心国内外形势，不能忘情于祖国的治乱兴衰和经济文化建设。但他是教会学校出身，又长期任教于教会大学，解放后诚恐旁人怀疑，常常欲言又止，社会、政治问题更绝口不谈，连西服也不敢穿。他本来淡于名利，后来就愈益希望自己默默无闻，只想平平安安度日。但还是在1957年与赵俪生教授一起被错划为右派，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沉浮跌宕，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十年动乱中又屡次遭到冲击，备受折磨。山东大学搬迁到曲阜的时候，他竟然还去放过羊。但他并没有动摇对祖国的信念。粉碎“四人帮”之后，张维华先生重新焕发出青春，又撰写了不少极有学术价值的论述，他以前的部分手稿也逐渐得以整理出版。1981年以来，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几次住院抢救。但他仍然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关心学校尤其是中西交通史研究室的工作，并担任了名誉主任一职，赢得了后辈的尊敬和热爱。他常常告诫我们，在学习上必须有恒心，保持持久不懈，奋发努力，不投机取巧，老老实实，才能学有所成，才能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记得一位俄国学者曾经说过：“学者们化费了惊人的劳动去著述，只有一种劳动较之更繁重，那就是阅读他们的‘学术著作’”。这在历史学界似乎是一种通病。但张维华先生的学术著作不是这样。他的文字总是充满真实情感，毫不做作。既意蕴深长，又简明流畅。他特别善于把积淀在人们心灵汉处的历史因素加以揭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因此非常富有哲理的启迪意义，使人感到他的文章确有一种通透洒脱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他一直强调不能只在史料上下功夫，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借以探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目标大得很，困难得很，是应当更加注意的。他十分不喜欢那种片面追求华丽词藻的作法，而是反复强调史学论文应当使用具有准确科学含义的概念，容不得半点虚假的装饰。只有在自己感触最深的范围内，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功力，才能厚积而薄发，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切中要害。我从张维华先生的著述，也深深体会到，没有一种不可以简单明了地说出来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与读者沟通，只有这样，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探。
张维华先生是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一位大家。凡是认真读过他的著述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说他是大家，并不念味着他的学术观点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也不是说他在50年学术生活涯中所得出的结论都全部正确。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任何学者都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张维华先生在动乱的历史环境和艰难的客观条件下，潜心钻研，辛勤耕耘，在开拓中西文通史研究领域方面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西交通史的认识，纠正修订了不少错误和偏见。更为重要的是，他较早地将中西交通史研究置于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从而抉发哲学的精微和进步或蹇滞的必然，给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极为广阔的基础。这一点足以使得他永垂不朽。已故安作璋教授撰写的挽联对张先生一生的成就概括得十分精辟：“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逮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
最后，还应提及师母李琼芳夫人。几十年来，她以惊人的毅力陪同张维华先生经受了各种磨难。在张先生晚年病重期间，她更是以挚爱的感情倾注了全部心血。她的无私精神深深感动着我们。张先生在最后一部专著《清前期中俄关系》的前言中深情地说，“她虽不治史学，但我在数十年间能潜心史学却与她的照料分不开。尤其在我政治上遭遇坎坷后，她与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未曾有一句怨言。如今我常年辗转病榻，她寸步不离，细心护理，为系里同人所称道。她早已退休，且亦高龄，但何曾稍息一时。我能存活至今，工作至今，全赖她矣！我的每一部书，无不包含她的劳动，但从没有她的名字，今彰明此端，微表我心中有她”。
张先生去世后，师母笃信佛教，馨香祷祝，追求心灵的宁静。我给师母寄过一些钱，聊表心意，但她每次都用我的名字捐献给佛教协会作为弘法或者建寺费用，还把济南历下区佛教协会以及福建泉州市佛教协会的收据以及捐款证书都寄给我。但非常不幸，这么宅心仁厚的良善老人后来却死于非命，实在让人惋惜和悲叹。这是后话。
我知道，这篇短文远远不能充分反映出张维华先生多方面的成就和功绩，只能寄寓千里之外一位学生发自内心的哀思和缅怀，遥祝先生英灵得以安息！
（原载《海交史研究副刊》1988年第6期，有改动）